PLC江湖无浪，自动化风云录
皮实、简单、可靠，这就是自动化控制系统的全部要义。智能制造的根基，也未能离开这一点，而可编程控制器PLC，则是一个传奇的产品常青树。
崛起之后就是洗牌
借助通用汽车产线的驱动力，美国莫迪康Modicon公司率先在1969年制造出第一台可编程控制器PLC。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如果按照德国工业4.0的说法，这是工业3.0开始启动的标志。如果把MO-DI-CON拆开了看，还是大有讲究的，它代表“模块化MOdular-数字化DIgital-控制CONtrol”三个字意思。这实在是一种经典传世的设想，五十年后今天的自动化领域，似乎都未曾离开过这个圈圈。
这种简单部署、成本相对较低的控制器，随后在机器产线上风靡。全球自动化界为之卷动。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到处都是PLC品牌的大发展。在日本，正是机械大发展的时代，机械与电子融合迅速成为日本自动化崛起的契机。日本富士、欧姆龙、日立、安川、东芝都有PLC，像安川就是购买Modicon许可证。在美国，除了Modicon，还有SquareD，瑞恩Reliance、AB等。法国的Telemachanique的PLC也不错，至今在港机大吊车上依然能够看到。新开的边疆，到处都是热土，到处都是新兴者的乐园。西门子也在这个时候，走向了PLC控制系统的舞台。
1980-1990年，是一个PLC亮出底牌的十年，技术诀窍变得不再神秘，企业家的管理开始发威。春秋无义战，收编时期开始。经营不善的Modicon也开始成为德国一家公司的猎物，并在辗转之后，卖给了施耐德 。法国TE也被施耐德收购。而反应灵敏的罗克韦尔，则在1985年并购了百年老店AB，并在1995年收购瑞恩电气，从此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彻底站稳脚跟。至此，美国四家最早的PLC公司，全部被收购。
在日本这个内卷也很厉害的自动化市场，三菱电机脱颖而出。在1985前后，根据市场调研公司F&S的报告，在日本市场上三菱电机跟欧姆龙差不多，都是20%多。然而仅仅到了80年代末，日本市场已经是三菱独占50%。它只给欧姆龙、富士以及在传感器战无不胜的基恩士等同行，留下越来越小的市场。
到了1995年代，反复洗牌的PLC市场，基本呈现了明朗的态势。开创者Modicon在1996年被施耐迪电气收购之后，PLC发展的历史基本进入平静期。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角色，像一处迟迟不能散场的演出，舞台的角色比观众的寿命还要长。
长盛不衰的角色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西门子、罗克韦尔、三菱电机等，基本是长期盘踞国际市场PLC的头部位置。这有着技术实力、质量保证体系，以及培育用户策略的综合性支撑。
图 全球PLC市场 （Source：美国ARC咨询公司）
时间回到1983年。德国埃尔朗根西门子的PLC制造厂，当时只做中大型的PLC S5系列，而且很少对外销售，大部分是自己的工程配套用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是PLC的设计开发人员只有十几个人，而管制造工艺和质量控制的部门有三十多人，而且大部分是博士，实力之雄厚是前者的两倍。仅就这一点，没有哪一个国内自动化制造企业可以比。国内企业里技术最强的一定是开发设计部门，工艺和质量部门一定尾随其后。
而在90年代，如果去日本三菱电机参观访问，不能错过专门做小型PLC FX系列的姬路制作所。一个面积不算大的车间承担了全部FX系列的各种模块的生产。生产安排以半小时为一批，生产的品种和数量在看板上列出，记忆中每批就五六个品种、几百台的数量。令人惊讶的是元器件做到了零库存。每一批生产产品需要的元器件在半小时前由物流车送达，装在黄色的塑料盒内。除了元器件上料和整机下线后的老化有人辅助而外，生产线是全自动的，印版的焊接以至整机的装配都没有人干预。这种生产方式国内至今也难以做到。国内深圳有家生产PLC的公司，为了怕关键元器件断档，需要半年的库存量。对于PLC这种成本锱铢必较型的产品，库存，不仅仅是罪恶的，而且是致命的。
商场决战，大学早已定音
PLC的用户使用习惯，对于一个品牌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护城河。很多在校学生习惯了某种品牌的PLC之后，走到社会上往往也会下意识推荐工厂使用。
西门子培育PLC用户的方式，可见一斑。它往往以极低成本给许多工科大学广泛提供PLC实验室，使得好多的大学开PLC的课就按机型教学。可以说，这些PLC充满了工科大学和高职高专的实验室。而在大学课堂里，很少会认真传授PLC控制标准的底层通识性内容（如IEC 61131-3标准规范等），而只传授品牌PLC的使用方式。这让大学生的教育，陷入了一个只知道表象，而无法探究底层基础原理的怪圈。这是当前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工业软件领域也是如此。学校热衷于传授国外软件的使用，学生则在工具的支撑下做着绚丽的图表。MatLab软件，几乎是高校理科生的必备软件，轻松进行各种仿真画图。然而，这种软件，也会遮掩掉最底层的原理推断，切断了大学生对物理本原的思考，也阻断了创新回路。有些有识之士，干脆不允许学生在研究生论文使用Matlab，就是从傅里叶变换这种最基础的数学公司开始。开人脑路，才是大学理工科教育最重要的方式。
西门子也会花费大气力，扶植出版机构，出版大量的西门子PLC的使用教科书。甚至培养和支持了很多著名的教授团队，写了许许多多西门子PLC、人界面HMI等的畅销教科书。据说有的书已经销售二三十万本。这使得这些PLC有了庞大的初学者基数。与此同时，“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受到了上千院校的参加，已经都进入了十五届，也都是教育部官方认可。
教育部自动化教学指导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也有很多人对PLC的通识教育很感兴趣。但似乎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局面，也很少有大学能够落实。
这样做其实并非西门子的孤例。三菱、罗克韦尔在大学院所实验室和培训教材的布局，也是同样的套路。有哪个大学，会拒绝企业主动提供的硬件、软件和配套教学书呢？而它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各科大学，各个技校的毕业生，就会成为这些PLC品牌的超级粉丝和拥趸。如果说工厂里PLC使用者，决定采购何种品牌，那么大学里的实验室就是品牌教育，而培训教材则是第一采购指南。
当然，这种方法，似乎也无可厚非。这应该算是教育和企业试图联合推动学生技能培养的一部分。对于工厂而言，也欢迎这样提前有一技之长的毕业生。这是一种市场存在的需要。只是，高校职高的认知与技能培育，会形成一种逐渐发酵的机制。大学教育者只是从前端只看到了一块面团，而真正面包的生意，是教授者没有见到的市场。
失败的追赶者
GE的PLC，就是美国PLC行业中追赶的苦行僧，修炼很苦，道行很差。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不大。在GE的自动化历史上，曾经有三次大型行动，意图扭转在控制系统的落后局面。
早在1993年前后韦尔奇刚刚上任的时候，新官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指向统一控制系统的工厂。那个时候，它拥有跟日本数控系统老大FANUC的合资公司，在机床控制有着很好的优势。这个以“未来工厂”命名、用单一控制系统，来整合所有机器的控制系统。当时数控系统，还是处于萌芽期，机器接口更是五花八门。这一大张旗鼓的行动，以耗费10亿美元而落败。在追求自动化大统一的战场上，GE栽了一个大跟头。这次技术上的失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战术瑕疵，淹没在韦尔奇传奇的管理故事之中。GE的PLC继续保持颓势。没有人愿意提及这一点，GE控制系统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更大的坑，等着抹掉记忆的人掉进去。
2001年美国自动化咨询公司ARC提出来PAC（可编程自动化控制系统），这是一个基于PLC控制和基于PC控制的混合体。意在通过开放的自动化控制标准，既有PLC编程简单成本低廉的特点，又有PC-Based强大的计算能力。PAC的概念，得到了GE Fanuc公司的积极响应，2003年发布了相应的产品。然而，似乎缺乏控制基因的GE，仍然无法通过PAC来改变面貌。实际上，机器控制要求高度可靠，无法直接采用PC技术来实现。英特尔芯片在工业环境，表现弱爆，散热问题需要专门解决。要把芯片改造成果适应PLC结构的模块，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非GE特长。而PAC在软件方面，没有做到面向对象、可建模的程度，于是这更像是一个噱头。随着旗手GE的弱势，PAC概念也就像一阵风的刮过去，市场上仍然是PLC的天下，只是基于PC控制的PLC结构已经开始呈现倔强的生命力。
2016年，GE与FANUC平静地分手。这场三十年的婚姻，双方各自分得家产，Fanuc保留数控领域的全球业务，而通用电气公司则继续保留软件，嵌入式系统和控制系统的全球业务，再加上前一年收购阿尔斯通也继承了一部分自动化业务，现在统称为智能平台GE-IP。这场合资的结果，被看成是日本制造蹭美国大腿的一个经典案例。美日合资没有不失败的，基本都以日本胜出而告终，无论是在机床，还是半导体，甚至还有汽车。在这三十年，日本FANUC已经从名不经传的数控系统，成为全球数控系统的王者地位，只有西门子才能与之匹敌。GE成功地将自己的渠道，做成了输液管，FANUC趁机扩散到整个北美市场。GE则仍然一脸茫然地面对多年来无法搞定的PLC市场。
此时，GE应该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另外一次的失败，因为它有着更大的宏图正在展开：那就是工业互联网。GE已经坚决走向了数字化的路线。这次是Predix工业互联网平台。英雄造势，振臂高呼，天下机器，在此一联。这次打前锋的则是工业软件，思维方式又是大一统的控制平台。然而，应该说这次控制系统的振兴，选择一个糟糕的机会，首先是全球能源环境发生巨大变化，GE在这方面的投资出现巨大亏损；其次还有很多金融信托问题都一一暴雷。重要的是，工业互联网迅速开始褪色，证明自己光靠烧钱是不可靠的。对于需要强力支撑的工业而言，它还只是一条婴儿的小腿。
2018年，由于整个产品线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GE数字化战略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干扰。GE不得不以22亿美元低价格，将整个GE-IP智能平台，卖给了流程行业的自动化巨头艾默生，后者一直试图在混合流程行业有所作为。
三次意欲一统机器江湖的失败，让GE应该彻底凉心。但GE自动化平台GE-IP应该感谢艾默生的野心，否则只有2亿美元的自动化业务，很难在当时卖出10倍的价格。然而，包袱终究是包袱，接手了GE多年郁闷不得志的PLC，艾默生最近三年也没有什么太多进展。
如果说有破局者
根据MIR睿工业咨询的估计，中国PLC市场大概有13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而PLC的主阵地，在于机械设备制造市场，大约占比70%左右。其余则分布在各种工程项目中。西门子以覆盖小到大的产品广谱占据了国产市场40%左右的份额，而欧姆龙、三菱电机、罗克韦尔和施耐德则尾随其后。各自定位不同，罗克韦尔，则基本放弃小型PLC，专注在中型PLC之上。而日系在小型PLC市场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传统PLC厂商的夹缝中，如果说表现卓越者，则有很小众的德国倍福和奥地利贝加莱（已经被ABB收购）的基于PC控制，抢出了一片生存空间。他们基本都是从高端市场切入，走高端市场低成本化的路线。
这是一种不同PLC简单图形编程的道路。倍福采用了控制和软件同步发展的策略，并且结合有力的通讯协议，软件/系统工程方法，实现了局部领域的突破。在中高端应用上，价格比西门子公司便宜，而且非常灵活。它充分展示PC机在软件工程方面的灵活性和开发性。倍福还通过提供软件开发套件的方式，支撑第三方厂家的深度定制需求。在这方面，那些领先的PLC厂商基本上是不会对外开放。
考虑到PLC在低廉成本、用户习惯成为天然壁垒的局面，经营利润太低的PLC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对于大部分工业厂家而言，卖掉PLC反而是明智。这跟大企业很难进行大型自研工业软件的开发，是一样的道理，经济性往往很差。
而倍福和贝加莱，都早早地意识到了成本的问题，因此二者不约而同，采用了相同的策略，那就是高度重视细分行业的特殊功能模块的开发。
施耐德电气，则在最近几年呈现了更加积极的进取心。在美国倡导发起的开放自动化体系中，施耐德电气表现得异常活跃。作为一种开放环境的编程语言61499，成为自动化界一股新锐热潮，它基于模型的编程思路使得软件硬件解耦成为可能——这将打破生产线改动时所形成的漫长的调试切换。而施耐德似乎全力拥抱这种新的自动化规范，在整合了老牌Modicon和TE的PLC产品后，已经将Unity Pro软件作为未来中高端PLC的统一平台。
国产的路径
中国制造一向以低成本而著称。这听上去像是说，凡是低成本制造，中国所向披靡。然而，还真不是这样。在自动化领域，可编程控制器PLC以其编程简单、成本低廉一直是稳稳的常青树产品。但这个领域，中国PLC制造商，还没有形成决定性的力量。
可喜的是，这期间有很多挑战者。和利时、浙大中控凭借早先在过程自动化控制市场的积累，加上南大傲拓，在大型PLC领域也都有一些突破。但在离散制造业的PLC，尚未形成真正的挑战。目前看上去深圳汇川和无锡信捷，已经有不错的表现。但根据智研咨询的报告，在2019年，这两者加起来的市场份额，在整个国产品牌中也只有5%。
被称为小华为的汇川正在积极突围PLC领域。2020年汇川收入不到120亿，但目前市值已经接近2000亿。真是惊人的溢价。那么汇川能在PLC领域，杀开一条血路吗？
从既有的路径来看，德国倍福，奥地利贝加莱的思路，是往高端做的突破口。剩下的两条路，无论是做工艺配套，还是硬件成本血拼，都是比较狭窄的道路。
就中低端控制系统，各家自动化厂商，都会有自己的硬件。如和利时，中控等企业，工程项目依然很重。要养活庞大的的工程实施团队，继续血拼控制系统是必须的。
汇川更是有这方面的动力的，它要为自己的伺服和变频器而战。目前看上去，汇川的产品还是过于零散，小诸侯太多，但还缺乏强有力的粘合剂，能够将不同的驱动、伺服产品、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最好的方法，当然还是软件平台。正如西门子的策略，采用TIA博途，将各个产品连接在一起。施耐德电气也很好地利用了Eco Sturxture的平台力量，将所有变频器、PLC、人机界面甚至低压电气，都统合在一起。
实际上， PLC硬件背后，还有一个沉默的尖刀：那就是软件编程平台。
这是一个狭小的市场。能够符合开放式PLC的61131-3编程平台，绝大部分都留给了3S公司的Codesys，和另外一个相对不知名的一方梯队Infoteam。作为第三方的PLC编程软件，Codesys是控制系统的隐者。像倍福、施耐德电气都有Codesys的影子。以电气连接见长的菲尼克斯则收购了另外一家KW编程平台，该平台正是三菱PLC进行二次开发的基础。而罗克韦尔则花费大气力开发了自有的编程平台。可以说，在自动化圈子里，看上去体量有些单薄的罗克韦尔（2020年营收为63亿美元），是最注重自我平衡的一家公司。为了避免各种眼红的自动化巨头的并购，罗克韦尔极尽腾挪之术，在外部构成了各种联盟。而在内部，则非常注意加强软件部门的投入。
实际上，让汇川最难受的应该就是它也坐在了Codesys的椅子上。太师椅，还是老虎椅，只有汇川自己知道，但看上去它也要向这种如坐针毡的局面告别了。然而，要彻底摆脱Codesys编程环境，还是路途遥远，不见星光。
小记：OT不点头，IT莫进来
借助于工业现场的复杂性，和恶劣的环境——现场的油气似乎让白领IT人员望而却步，自动化厂商，已经证明了它可以继续在数字化制造中大浪中闪闪发光。而PLC这个半百老翁，更是精神抖擞地挺直了腰杆。物联网，工业软件都让它变得更加强壮，进一步确立了它在自动化领域的中心位置。如果不能进入控制领域，工业互联网就没有进入主战场。PLC就是这样一个标杆。而四面八方的制造信徒，则有足够多理由继续向它的地盘发起进攻。
鸣谢和利时的丁研、奥特思的张海伟、致迪的周舟给予的大力支持。
德国智库如何看待中国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编译者：林雪萍 等
【编译者按：德国智库机构墨卡托，是德国研究中国事务最积极的一个机构。很多德国企业，都是从这里获取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对于数字平台经济，墨卡托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述，尤其是对于工业互联网的看法，值得国内人思考。南山工业书院对报告进行了编译，以便于了解德国人的看法，内容有删节。】
图1 墨卡托报告
概要
数字平台经济将塑造中国的工业未来。中国计划在2049年，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超级大国。在这方面的一个中心项目是工业生产的数字化。在制造业中，构建数字平台是提高生产率、优化资源分配和创造就业的重要前提。
具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在“工业4.0”领域丰富经验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可以从中国的活力中受益。像西门子，SAP和博世这样的德国公司已经参与了中国新兴的数字工业平台分支。但是，欧洲参与者也必须为挑战做好准备。在欧洲迄今为止在许多数字化领域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之后，它正试图在工业数字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正在大力投资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正在投入大量资源来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咨询公司Gartner估计，2018年中国的IT技术支出为2.6万亿元人民币（3,370亿欧元）。软件和数据中心系统的份额为2500亿元人民币（320亿欧元）。政府的支持还激励公司在此领域进行更多投资，例如在物联网中。市场观察家估计，到2025年，世界三分之一的工业IoT连接（IIoT）将在中国。
中国的数字工业平台已经面临全球竞争。最重要的平台之一是中国航天科工成立的航天云网。这些国家高科技公司受政府直接控制。而家用电器制造商海尔和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开发的工业应用数字平台也越来越多地被使用。
中国正在投入大量资金来领导第四次工业革命，因此需要在各种促进创新的政策举措的背景下看待中国对数字平台经济的促进。其中包括”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而最新呼之欲出的“中国标准2035”等倡议，则是一项为人工智能（AI）、云计算、物联网和大数据等创新技术制定标准的战略。
中国互联网巨头的商业利益以及政府将传统行业与先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合并的举措，推动了工业应用数字平台的发展。但实际上，在许多地区，中国的工业生产不是很发达。
这是一方面数字服务平台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工业数字化仍处于起步阶段的主要原因之一。来自中国的成功案例包括TikTok视频平台，淘宝电子商务门户网站和腾讯集团的微信平台，该平台具有许多功能。另一方面，例如，相对较少的中国公司仍在使用云解决方案。根据中国在2018年的调查，这一比例仅为30.8％（美国：50％，德国：73％）。
中国希望在此能够追赶，“百万公司上云”，就是使用数字平台的关键前提。它还设定了到2020年创建世界领先的数字工业平台，十个双跨平台和30万个工业APP的目标。
图2 报告中的中国目标
自上往下的工业互联网发展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数字工业平台的开发。2018年，工信部首次发布了93个工业互联网项目清单，用于中国平台的建设、扩展、监管和标准化。第一个项目由中国财政部（MOF）出资49亿元人民币（6.79亿欧元）。
工信部还推动了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的发展，该联盟是决策者与行业之间互动的主要论坛。AII成立于2016年，拥有1300多名成员。这也包括外国公司，例如SAP、西门子、施耐德电气和GE。该联盟决定了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标准。
国有企业的任务是建立针对特定行业的平台，例如：石油巨头中石化的子公司已经为石化行业建立了平台。
三个因素正在推动中国数字工业平台的建立：政府的战略举措确保国有企业在关键行业开发平台。然后，私人公司也开始活跃起来，大型Internet和电信集团正越来越多地开放B2B领域，因为其B2C平台上的用户数量停滞不前。
2019年6月，“中央企业工业互联网融通平台”启动。它包括289家国有公司，包括大型公司，例如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钢铁制造商宝钢（自2015年以来一直与西门子合作）和石化盈科（属于中国石化集团）。许多公司已经建立了云平台，该融通平台旨在激发协作研发并创造协同效应。
消费者行为数据的使用对于优化工业生产和发展工业4.0至关重要。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和百度等中国ICT公司可以从庞大的互联网用户中访问数据。
一些中国的ICT参与者将从他们开发创新应用程序的优势中受益。以百度为例，全球首个自动驾驶汽车开源技术平台已经拥有130个公司合作伙伴，其中包括大型德国汽车制造商。
中国缺乏平台开发的核心能力
中国的弱点也很明显，在结构上仍然依赖国外生产的核心组件，例如工业软件。这为外国公司创造了机会。
中国在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的关键领域缺乏国内解决方案。这包括：
• 传感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进口近80％的先进传感器和多达90％的芯片，才能满足国内需求。
• 设备连接：2019年，进口了95％的高质量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和通用通信协议（CIP）。不同的外国公司的产品不兼容也是一个问题。
• 软件即服务（SaaS）：高端领域在中国使用的90％以上的工业软件均来自国外。SAP，Microsoft和Salesforce等公司主导着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些缺点，并已计划克服这些缺点。这包括以下重点：
• 在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私营公司的参与下，开发针对特定地区的试点项目（例如浙江阿里巴巴的SupET，贵州的CASICloud或徐工集团在受“一带一路”倡议影响的国家/地区的XREA）
• 尝试更多市场驱动的融资机制，包括私人资本投资，以减少占主导地位的政府补贴。
• 开发综合系统以在2020年之前实现工业互联网的标准化
到目前为止，由于IIoT领域缺乏兼容性、数据所有权和数据安全性方面的规范，使中国公司在该领域难以开展工作。因此，中国的监管机构希望在2020年之前看到更有效的技术标准，并为工业互联网建立基本的标准化体系。
有324种的中国工业互联网标准，正在等待正式制定。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AII，也将中国的平台标准化归为早期。这意味着，标准化是外国企业可以并且应该继续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百万企业上云
根据美国市场研究公司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数据，2017年中国占全球物联网（IoT）支出的28％，占机器人技术总投资的29％。到2025年，中国将占到三分之一（全球工业物联网连接（IIoT）中的41亿）。
但对国外企业而言，可以说是有条件的伙伴关系。外国参与程度取决于中国的技术需求。
中国代表经常正式强调数字平台经济的跨界，互惠双赢的特征，但官方上没有提到争取自给自足的努力。
本研究中分析的许多数字平台，都是在与外国公司（例如西门子，博世，SAP或GE）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创建的，并受益于国外研究。但是，中国希望长期发展国内生产能力，与外国竞争对手相比，将自己的公司置于优势地位。
我们的观察结果表明：外国参与者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影响数字工业平台领域的监管发展。监管环境有利于数字平台经济中的国内解决方案。对于希望在中国数字平台经济中取得成功的外国公司而言，网络安全和数据法规是最大的挑战。
对德国的机遇
对于中国而言，德国是其自身工业4.0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德国公司和机构在中国建立数字工业平台方面也发挥着核心作用，两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紧密合作。例如：
• 海尔卡奥斯背后的研发机构与德国的多家科研机构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 西门子从一开始就支持航天云网INDICS云平台。
从INDICS的例子可以看出，德国在许多中国数字工业平台的发展和国际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ASIC与德国公司如西门子紧密合作（完成了“2016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和SAP（用于软件采购）在一起。INDICS通过充当联系交换点并通过基于云的制造实现资源共享使用，从而针对传统行业中的中小企业（SME）。据该公司称：2018年有160万用户注册，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
2019年6月，航天云网推出了一个名为CASICloud INDICS的国际版本。目前，作为德中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正在研究其服务和功能，以了解新技术的流程和可能的使用，例如改善云技术并为公司提供实际支持。它是由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和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资助的CaMPuS项目的一部分。其目的是降低数字化价值创造的复杂性。
这些项目是中德双方为促进科学与公司之间的合作并同时熟悉对方国家所采取的产业政策方法所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双方都非常感兴趣。
合作的基础是德国联邦经济部（BMWi）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于2015年7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中德在工业4.0领域的合作”。BMBF和MoST之间于2016年1月19日就“智能制造（工业4.0）和智能服务”主题达成的联合意向声明。
德国平台提供商向中国客户提供服务的可能性仍然有限。但是，在传感器的使用/集成，设备连接或“软件即服务”解决方案领域可能会打开机遇。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在数字工业平台领域的快速发展需要德国参与者在政治和商业各个层面的关注。德国必须毫不犹豫地减少潜在风险。
给德国参与者的建议
1. 更加差异化地看待中国的优势。需要对中国的创新能力有扎实的了解，而不仅仅是灯塔项目。为了切实评估中国平台经济，有必要对区域特征和发展阶段进行更多研究。
2. 与中国进行条件合作。中国仍然严重依赖国外的IIoT组件和服务。德国参与者可以使用它来要求网络安全法规的应用更加透明，并要求外国公司享有平等的市场准入。同时，在工业4.0领域与中国进行深入合作符合德国的利益。
3.缓解中国特殊政治环境带来的风险。中国在工业互联网中争取独立的努力给德国合作伙伴带来了挑战。联合研究必须是有条件的；保护知识产权必须是合作谈判中的优先事项。
中国市场因其规模而受到德国企业的关注：2018年，中国在IT技术上投资了2.6万亿元人民币（3,370亿欧元），其中2,500亿元人民币（320亿欧元）用于软件和数据中心系统，中国政府为公司使用云和物联网软件提供的资金措施将帮助他们在这些领域进行更多投资，从而产生大量的工业数据。
由于德国制造的实力，德国可以为中国提供很多服务，其中包括高水平的制造业数字化以及领先的工业互联网产品和服务。
中国正在利用德国经济的传统优势-坚实的工业基础-来推动自身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工业平台。因此，对于德国参与者而言，对中国数字平台经济的更深入和系统的了解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德国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与中国交流。
作 者
Rebecca Arcesati等： 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编 审
林雪萍： 北京联讯动力咨询公司总经理，南山工业书院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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